循环经济的南方分岔：稀缺、非正规部门与可持续转型的多元路径

一、一个概念，两套现实

循环经济（circular economy）已成为全球可持续资源治理的核心叙事之一。它的基本假设清晰：把线性“开采—使用—废弃”的生产消费体系，转向以资源效率、再利用与废物资源化为特征的闭环系统。这一叙事在联合国系统、区域政策框架与主流ESG投资语言中被反复强化，并被普遍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（SDGs）与气候目标的关键杠杆。

然而，概念的普适性主张与其经验基础之间存在明显落差。现有循环经济研究的主要实证来源，是高资源消耗经济体的物质过剩问题。相关研究指出，20世纪全球社会经济物质存量增长约23倍，并占用了年度资源使用量的一半左右——这正是“北方版”循环经济要回应的核心矛盾：用得太多、扔得太快。

但如果把同一套概念框架搬到资源稀缺、非正规经济比重高、基础服务缺口仍然显著的低收入与中低收入经济体，问题的性质就变了。在那里，稀缺而非过剩，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约束。这一判断构成了《自然·可持续发展》相关系统综述的核心出发点。该研究基于183篇同行评审文献，系统梳理了循环经济在全球南方的实际表现形式，得出一个对政策圈颇具冲击力的结论：全球南方的循环性，与主流循环经济文献所描述的图景存在结构性差异。

二、三重差异：自下而上、生计驱动、社会适应

该研究识别的第一重差异，是循环方案的生成方式。在主流循环经济叙事中，循环转型通常被描述为一种自上而下、由政策与产业共同推动的过程，依赖法规、产业标准、供应链管理与商业模式创新。而在全球南方的实证材料中，循环解决方案显著更具“自下而上”特征，围绕社区与家庭层面展开，且往往发生在非正规部门之中。

第二重差异在于动机。北方语境下的循环经济主要由环境关切驱动——减碳、减废、降低资源强度。而在全球南方的许多案例中，循环实践的首要动因是社会经济需求与文化惯例：因为资源稀缺所以修补，因为收入有限所以转售，因为社区网络所以共享。环境效益往往是副产品，而非出发点。已有研究将其概括为“需求驱动的循环经济”（necessity-driven circular economy）。

第三重差异在于使能条件。主流文献倾向于把技术创新的商业化视为循环转型的核心引擎。但全球南方的经验显示，真正起作用的往往不是前沿技术，而是社会与技术上具有适应性的安排：本地化的维修技能、可负担的替代材料、社区级组织方式、灵活的分工与交易规则。这些安排技术含量未必高，却高度贴合当地的价格水平、劳动力结构与制度环境。

这三重差异指向同一个判断：循环经济不是一个可以被标准化输出的技术方案，而是一组深嵌于具体社会经济情境中的制度与实践组合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“全球南方”本身是一个高度异质的范畴。它同时包含已具备相当工业能力的中等收入经济体，也包含基础服务缺口仍然突出的低收入国家。上述差异描述的是文献呈现的整体倾向，而非适用于每一个国家的统一图景——这一区分对后续政策讨论至关重要。

三、非正规部门：被低估的循环基础设施，也是被忽视的风险承担者

如果说全球北方存在一套可见的循环基础设施——市政分类回收体系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、正规再制造产业链——那么全球南方实际上运行着另一套体系，主要由非正规部门承担。拾荒者、流动回收商、二手市场、维修作坊、电子废弃物拆解点，构成了城市与乡村物质循环的实际底层网络。

这一体系长期处于统计与政策的盲区。它贡献了实质性的资源回收与价值保留，却很少被纳入循环经济的正式指标体系；它承担了循环链条中最脏、最危险、报酬最低的环节，却往往缺少社会保障与职业健康保护。电子废弃物的跨境流动与粗放拆解，是这一矛盾最典型的体现：资源被回收了，健康与环境风险却留在了当地劳动者身上。

因此，把非正规循环实践简单浪漫化为“原生态的可持续智慧”，是一种误读。真正的政策命题不是赞美非正规性，而是如何在承认其功能价值的前提下，改善劳动条件、降低健康风险、提升组织化与议价能力——也就是在“正规化”与“生计保护”之间寻找可行路径。这恰恰是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城市治理中最棘手的平衡，也是循环经济政策最容易失手的地方。

四、发展融资与ESG的结构性盲区

如果把视角从实践层面转向资金层面，差异会变得更加尖锐。

现代可持续金融体系高度依赖可测量性。碳核算、资源效率指标、ESG评级、绿色债券认证、循环经济专项基金，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：项目有明确的法律主体、可审计的数据、可预期的现金流、可核验的环境绩效。而全球南方大量真实的循环实践，恰恰缺少这些条件——它们分散、非正规、规模小，以生计为目的而非以投资回报为目的。

结果是双重的。一方面，这些实践在统计与评级体系中几乎不可见，难以进入ESG资金池；另一方面，以北方经验设计的循环经济评估框架，可能会系统性地低估或误判南方情境下的循环绩效。例如，一个由社区自组织运行的维修与再分配网络，在物质流核算中的贡献可能有限，但在就业、可负担性与社区韧性方面的作用却相当重要。

这提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发展融资与ESG体系应当如何调整方法论，才能识别“低技术、高社会回报”的循环安排？这不仅是技术问题，也涉及谁来定义可持续性的衡量标准——一个典型的全球治理议题。

五、治理含义：从模型输出到情境适配

该综述的最终结论值得政策界认真对待：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循环路径，强烈依赖具体情境，因此需要更灵活、更有实证基础的循环经济概念。这对国际发展合作至少有几层含义。

其一，政策移植需要谨慎。把北方循环经济的制度工具——生产者责任延伸、严格回收标准、高门槛的废弃物分类要求——直接移植到非正规部门占主导的经济体，可能产生反效果：正规体系尚未建立，非正规生计先被挤压。渐进式的正规化路径、对小微回收主体的过渡性支持，可能比一次性高标准立法更具现实效力。

其二，SDGs内部的张力需要被正面处理，而不是被话语掩盖。SDG 12（负责任消费与生产）与SDG 1（消除贫困）、SDG 8（体面劳动）之间并不自动相容。如果循环政策以资源效率为唯一目标，可能压缩最脆弱群体的收入空间；如果以就业优先，又可能延缓环境标准提升。政策设计必须在两者之间明确取值，而不是假装不存在取舍。

其三，南南合作与知识生产的不对称需要被纠正。全球南方在循环经济知识体系中的代表性不足，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缺失。当183篇文献才勉强勾勒出全球南方的循环图景时，说明的不是南方实践稀少，而是研究议程、发表机制与资金投向长期偏向北方经验。概念的缺席，往往会转化为政策的缺席。

六、结语：多元性不是例外，而是治理能力

循环经济的全球南方经验，最终提出的不是一个技术问题，而是一个发展治理问题：可持续转型究竟应当由谁来定义、为谁设计、以什么标准衡量。

主流循环经济框架把资源过度使用视为主要敌人，这在北方成立；而在许多南方经济体，资源稀缺与基础服务缺口才是更紧迫的约束。两者并非对立的目标，但确实需要不同的政策序列、不同的指标语言、不同的融资工具，以及不同的时间表。

承认这种多元性，不会削弱循环经济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杠杆的价值，反而会增强它的可信度。一个只能解释北方经验的循环经济概念，难以支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转型。具有长期竞争力的可持续能力，恰恰建立在对情境差异的准确识别与制度回应之上——这既是学术命题，也是未来十年国际发展合作与ESG体系必须面对的现实。

---

资料来源：Diversity of circular economies from Global South evidence, *Nature Sustainability* (2026). https://www.nature.com/articles/s41893-026-01901-z